在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和“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两份重要文件中,“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
业紧缺人才”都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为什么要在这一时期特别强调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培养?其核心内涵有哪些?如何加快培养?这是摆在学术界和实践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一、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是回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挑战、适应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
从国际形势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整体推进。人才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尖端科技领域的争夺,关键靠人才支撑,顶尖人才更是具有不可替代性。近年来中美经贸领域的摩擦,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加大对尖端科技的封锁、对高端人才的打压,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两机、网络空间安全、生物医学、遗传育种等专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明显影响。摆脱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危机,迫切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
从国内发展来看,“十四五”到2035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扬弃。构建“两个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长期以来由大规模出国潮和高比例归国流共同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大进大出发展格局转型升级,意味着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势,坚定不移走好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快形成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从战略使命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院士大会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两个中心、一个高地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刻认识和科学研判。此次战略布局,对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高校要做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迫切需要通过“双一流”建设,加快培养一流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显著提升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二、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是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等国家战略任务,包括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和卓越工程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强调,“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2021年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分量”。从党中央的要求来看,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不仅意味着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还意味着加快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大批卓越工程师。当然,在不同场合提出的上述人才需求之间可能存在一定交集。
从程度来看,人才紧缺有可能是规模层面的供不应求,也可能是比例结构性的缺口或者差距,还可能是对特定行业、关键领域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人才紧缺。以工程师为例,虽然我国已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大国,但整个工业体系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的中低端,新时代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的卓越工程师数量和质量都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因此,分析和研判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紧缺问题,需要考虑三种情况:一是现有人才在数量或质量上不能满足国家当前需要,意味着量与质的供不应求;二是当前可能尚无明显的此类人才需求,但从产业趋势预测具有潜在发展需求;三是此类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有显著的差距。无论哪一种情况,一旦出现人才缺口、比例失调,都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概言之,紧缺人才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发展的政策概念或时代命题。
结合2035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坚定人才培养自信,增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就是系统考虑国计民生重大战略、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对理工农医类人才的战略需求,推进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三、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需要动态平衡供需、规模、结构与质量等多重关系。
加快培养特定领域的紧缺人才,一般来说可以通过规模扩张来实现,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增列招生计划名额、增设学科专业、增加学位授权点、新增院系组织。比如,在研究生招生计划中新增“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重点在人工智能、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生物制药、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等领域倾斜招生;在学科目录中新增“网络空间安全” “集成电路”等交叉门类一级学科,在年学位授权时重点增列数理化生和工程类博士学位点,在一些学校设立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发动 机等二级学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紧缺人才究竟是依靠于大幅度扩大规模,或者在存量和增量中优化学科专业层次类型结构,还是改革培养模式全面提升相关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并不意味着大幅度扩大所有理工类人才培养规模(对应缩减人文社科类招生计划);而是在招生规模上有增有减,在学科专业上有进有出,在层次类型上有宽有窄,在培养项目上有强有弱。以医学人才培养规模为例,当前高职(专科)类临床医学和中专农村医学专业每年毕业人数超过7万,仅比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少1万多人。这些毕业生首次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仅为1/4,如此大规模、高比例、低质量的高职临床医学招生规模应予严控。还有部分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每年招生超过1500人,临床教学和毕业实习都无法保障,这类培养规模过大的医学院校招生规模也应予以严控。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医护比一般为1:2,我国仅为1:1.7,欧美国家全科医生一般占比为30-50%,我国仅有6%。护士队伍、全科医生严重短缺,表明我国临床医学、护理、全科医学专业布点、招生规模亟待优化。
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还需要特别注意避免层级同构。长期以来,学科专业数量与比例决定授权布点数量与比例,进而决定招生规模与比例,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内在逻辑。比如说,研究生学科目录中工学一级学科数占比34%,工学类博士点占比37%、年授予工学博士数占比37%,工学类硕士点占比34%、年授予工学硕士数占比34%;本科专业目录中工学专业占比34%,工学本科专业点占比35%、年授予工学学士数占比32%。上述8个1/3左右的占比数据,反映出不同层级的工学专业数量、授权点数量和招生培养规模高度同构。而发达国家本硕博三级学位在不同学科的规模结构是有明显差异的。据统计,英美发达国家年授予理科博士学位数占比30%左右、硕士一般少于10%,商科硕士学位数占比30%左右、博士一般少于10%;这种分层级、分学科的差异化培养规模反映了经济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多样需求,也反映了高校学科专业布局与招生名额分配的理性行动。
构建起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调动教育部门、高等院校和行业企业等多个方面的积极性,需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业产业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进行精准分析与科学预测,更需要完善我国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相关政策对社会需求的敏感度和识别度,增强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培养对社会需求的支持度和迁移性。因此,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无疑是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研究”(21JZD060)
作者简介:王顶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教育政策.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