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化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据统计，2000年以前，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国家（地区）只有20个，经过短短20年时间，这一数字变成了76个，增加了56个国家（地区）。如果根据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小，将普及化水平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毛入学率超过50%，但未达到65%；中级阶段，毛入学率达到65%，但未达到80%；高级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0%及以上。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还处在普及化的初级阶段，普及化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普及化的脚步将继续前行。

（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

普及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普及化发展空间很大，它不仅有毛入学率50%以上的数量空间，还有包括制度、结构等在内的质量空间。就数量而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76个国家（地区）中，处于初级阶段的有21个，进入中级阶段的有29个，达到高级阶段的有26个。较早进入普及化阶段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大致有三种典型模式：一是高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量超过2个百分点，如土耳其、希腊、智利等国家；二是中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量在1至2个百分点之间，如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三是低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量在1个百分点以下，如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由此可见，不同国家之间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差别很大，有比较快速推进的，也有保持稳步推进的，不能一概而论。

2000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一直相对滞后，不论是总规模还是毛入学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直到1999年实行高等教育大扩招，总规模和毛入学率才实现了快速增长，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15%。此后，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只用了17年，到2019年毛入学率就超过了50%。据统计，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4.4%，总规模继续大幅增加，达到了4183万人。尽管如此，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民众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看，中国高等教育都不会停下普及化的脚步。

中国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进普及化，是选择高速推进、中速推进还是低速推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未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适龄人口的就学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校的接纳能力、社会支持程度以及政府战略与政策导向等。有研究表明，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宜选择低速推进模式，在没有特殊刺激因素的情况下，也不宜选择高速推进模式，比较可取的战略是采取稳健的中速推进模式。据预测，未来10~15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到2030年左右，普及化将进入中级阶段，在学人数将在现有总规模的基础上增加1000万以上；到2035年左右，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将进入高级阶段，在学人数总规模将再增加1 000万左右。

中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能够避免高速推进或低速推进可能出现的问题。高速推进不仅可能存在扩招所需要的新生源不足的困难，而且会出现高校办学条件不能支撑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局面，得益于1999年以来持续的扩招发展。2011年以来，中国高校招生考试报名人数总体上是增加的，高考录取率不断攀升，2011年超过70%以后，2018年更是达到81.13%。如果不能保证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以上合格的新生源，要高速推进普及化进程是难以为继的。实际上，多年来，由于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合格生源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高等教育发展，不少高校为此深感进退维谷。近年来，中国高校实施了内涵式发展战略，不少高校或保持招生人数稳定不变，或调减扩招人数，以改善办学条件。如果实施高速推进政策，前些年高校开展的办学条件建设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红利可能很快就会耗尽，高校办学条件可能再度陷入全面紧张的局面。

如果选择低速推进，则可能使高等教育发展不仅不能满足更多民众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而且不能满足经济社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新需要。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跨过了50%大关，但净入学率还较低。据统计，2020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教育在校生为3285.29万人，在学研究生有313.96万人，成人本专科教育在校生为777.29万人，网络本专科教育在校生846.45万人。这些在校生都被计入了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其中，非适龄人口占研究生、成人本专科学生和网络本专科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很高。如果扣除这部分非适龄人口，中国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可能在40%左右。如此看来，大多数适龄人口尚未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国际经验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和普及化早期，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往往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高校和政府不能漠然处之，应当积极应对妥处。以研究生招生报名人数为例，继2017年超过200万人之后，2020年更是达到340万人以上。没有各级各类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增长，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将难以真正得到实现。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为经济现代化建设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持续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中速增长、转型发展阶段，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且对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高等教育发展如果不能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可能延缓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影响社会现代化进程。

保持中速发展进程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一种理性选择。现实中能否遵循理性选择，取决于很多不可控因素。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至今仍在遭受前所未见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中国政府继续较大幅度地扩大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经济发展没有恢复正常之前，这种扩招势头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衡量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水平的标准是多样的，除数量标准外，还有公平、制度和质量等。也就是说，普及化发展不只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还包括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性更加显著，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社会影响和贡献更加强大。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普及化越发达，培养的人越多越好。中国人口规模庞大，普及化程度的提高是毛入学率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步增长。当毛入学率超过50%的时候，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超过了4000万人。这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学人数的最高值，根据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总数预测，随着普及化程度提高，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还将保持适当幅度的增长，直到2035年左右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最高值后才会表现出小幅回落。所以，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一方面，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另一方面，要保持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有机统一。

第二，建立全纳包容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运行机制。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总是与制度改革建设不可分割，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普及化难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与建设未曾停止，但与普及化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的改革建设空间，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能够覆盖的人群还不够广，运行机制的包容性还不够大。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能够完全接纳两类人群的高等教育体系，既能保证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又能保证他们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一类是尚未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适龄人口，另一类是有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意愿的各行各业在职人员。这两类人群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增量部分。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应当更具有包容性，能够满足更加多样、更加个性化的教育诉求。

第三，建立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有机协调发展的关系。普及化高等教育与社会各行各业应当是无缝对接的。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传统上对高等教育要求较少甚至没有要求的很多行业，要求越来越全面深入。可以说，普及化发展水平高低的检验标准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普及化水平越高，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越紧密；反之，就越疏离，或者只有部分行业比较紧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高校、政府和社会产业部门行业组织有意识建构的。因此，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高校、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应当积极主动地协调关系，建立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互促共赢的合作协同办学关系，保证普及化高等教育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功能的实现。

第四，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并不只是要满足未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民众的需要，还要提高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在保证高等教育增量质量的同时，提高高等教育存量的质量。在世纪之交，中国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大愿景，毫无疑问，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为此，应当提高各级各类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从整体上改善高等教育办学条件，建设一批具有引领性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充实高等教育内涵，使中国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林。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但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首先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条件。可以说，没有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深度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循环”战略中，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内循环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国内大循环，意味着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战略基点，进一步强化国内消费市场开拓力度，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高等教育是国内大循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国内大循环不只是生产过程的循环，更是全国经济社会大市场的循环圈。中国高等教育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事业部门，其自身的消费能力巨大，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为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快报，201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0049亿元，全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分别为4099亿元、22780亿元、7730亿元、13464亿元。除财政性经费投入外，还有民办高校办学经费投入和学生的各种学习生活消费投入。据统计，2019年全国有民办高校757所，在校生709.01万人。700多所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投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4183万人，以人均个人生活年消费1.5万元计，就达6000亿元以上。虽然目前还缺少高等教育对国内大循环直接贡献的数据统计，但上述这些常规办学的投入，再加上高等教育的连带投入和拉动投入，高等教育对于国内大循环发展的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国内大循环发展既包括现有生产和消费的维持，更包括现有生产和消费潜力的开发与新的生产和消费能力的拓展，后者有赖于改革和创新驱动。不论改革还是创新，都与高等教育相关联。高校利用自身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开展改革研究，不仅能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提供释放潜力的解决方案，还能贡献新理念新思想，促进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高校通过科学研究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为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和人力资源服务，达到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实现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目的。

（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内循环意义

普及化发展不仅能使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增值，而且还能使经济社会双循环增值发展。双循环发展的重点在于创新驱动的增值发展，而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的提高。普及化发展在使更多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还使高等教育功能进一步放大，成为社会各行各业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成为激发内循环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一，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与社会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关系密切。培养更多高级专业人才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直接成果，普及化程度越高，适龄人口中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就越少。尤其是普及化占比扩大所覆盖的人群往往是社会弱势人群居多，而且他们所接受高等教育的应用性更强，与社会产业和生产的联系更紧密。所以，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高，直接服务社会各行各业生产与服务的面越宽，整体上促进社会各行各业发展进步的作用越显著。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发展既要依赖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又要提升各行各业生产和服务的水平与质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度推进将培养越来越多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社会各行各业发展进步提供更多更充分的高层次人力资源。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往往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发展相携而行、共同促进。

第二，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能力。提高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是优化生产结构，畅通国内大循环，提高供给和需求质量的关键之举。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是提高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路径。据报道，2016年中国新增就业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50%，但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0%~30%。到2019年，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必然导致过低的劳动生产率。据统计，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5.2%，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6%，初中阶段毛入学率高达102.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从统计数据看，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造就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不单是民众个人的福祉，更是提高国内大循环发展质量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第三，为国内大循环创新发展提供科技人力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撑，国内大循环发展的新动力主要源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可以提高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现代化水平，促成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科技创新离不开高校教师和科技人员。高校教师不仅自身参与科技创新，他们所培养的科技人才更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在普及化进程中，数量的增长可以使更多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得到满足，与此同时，质量观的多元化将使高等教育受众的个性化教育意愿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创新型人才的主阵地在企业，他们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源头创新，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发展，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品质和格局。

第四，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奠定必需的文化基础。社会生产的供给与需求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它们都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只是从经济角度看待供给与需求，是浅薄的，无助于把握经济活动的实质，也难以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良性健康发展。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与文化息息相关，发达的经济活动需要发达的文化，贫瘠的文化不可能孕育发达的经济活动。中国幅员辽阔，有东部发达的大城市，也有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和乡村，文化差距很大。据统计，2019年，全国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的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人均年收入为11485元，人均月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人均月收入高于1000元。不解决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乡村文化不发达问题，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发达难以全面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让越来越多国民接受现代先进文化洗礼，使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提升，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现代化发展远景目标创造必不可少的文化条件。

外循环是中国对接全球化大趋势，在发展国内经济社会、服务国民的同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国际依存和联系，共同面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与安全挑战，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改革开放使中国加入了国际循环，从而激活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在“双循环”战略中，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对于更好地畅通外循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的联系，发展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外循环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现代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内在的。与高等教育相脱离的经济是传统的，高等教育不但通过人才培养将现代经济理念引入经济过程，而且用现代科技及其应用成果更新和改造传统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因此，凡有现代经济的地方，就有高等教育。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外循环之间的关系是内循环关系的延展，彼此相互支持，一方面提升外循环的质量和畅通性，另一方面扩大高等教育发展空间。

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外循环的“推进器”。在中国经济社会外循环发展中，高等教育不可能置身事外，从来也不曾置身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互通交流由来已久，丝绸之路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外循环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外循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进了资本和技术，扩大了市场，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但是，由于在以往一个较长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不论是产业部门还是事业部门，高级专门人才短缺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质量。外循环往往以粗加工的低端产品为主，来料加工和订单生产成为经济外循环的主要形式。经济产业外循环的层次和水平不高，与当时国内的生产水平有很大关系。在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扩招之前，社会各行各业的工人和生产技术人员以中小学毕业生为主，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职工非常少见。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积累的成就为各行各业提高生产和服务水平奠定了基础，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外循环不再停留于生产和服务链的低端水平，而是向中高端转移，中外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度更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度和地位持续提高。

经济社会外循环发展为高等教育开辟新的发展空间。高等教育与生俱来具有国际性，师生的国际化流动使文化科技在世界各地传播，达到了增强国际理解、造福人类的目的。20世纪后期，世界贸易组织将高等教育纳入国际贸易范畴，不但为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动能，扩大了文化科技的交流合作，促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更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全球化进程中扮演新角色，发挥新功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外循环的融合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又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开拓。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中，高等教育扮演了助推和桥梁的双重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推动外循环在更大范围发展，且发展水平和质量更高；另一方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增进理解和互信，为建立合作共赢关系提供便利。从外循环角度看，它有助于高等教育拓展国际办学空间，达到经济活动落脚到哪里，高等教育就延伸到哪里。随着高等教育辐射范围的扩大，它自身又能从新的空间获得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

（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外循环意义

高等教育发展与外循环的关系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对外循环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高等教育正向普及化深度发展，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十余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处于提质升级阶段。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外循环发展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

1. 提升外循环的品质。高等教育不发达，经济社会发展外循环的品质是不可能提高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劳动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占比很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缺少高等教育支持的生产和贸易主要是粗放型、资源消耗型和不可持续性的。就经济生产而言，中国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通过产业不断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外循环的质量逐步得到提高。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社会劳动力素质将有显著改善，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明显提高，经济社会现代化将加速推进。中国拥有以14亿人口为基础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建立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生产服务能力，具有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和规模集聚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处于成长阶段，规模、质量、效益都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溢效应是中国和世界共同的需要。据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了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5860亿欧元，与美国贸易额为5550亿欧元。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注入最有效的动能，将使中国在提高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外循环的品质，为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更有效的贡献。

2. 拓展外循环的辐射范围。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有多大有多远，既取决于产业部门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取决于民众的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素养。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的外循环发展中具有桥梁作用，在高等教育欠发达阶段，这个桥梁会表现得比较狭窄，也可能比较短小，外循环的拓展往往比较困难，辐射范围也受到限制。高等教育进入比较发达阶段，尤其是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桥梁作用愈益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更畅通、辐射面更广阔。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将向深度推进，根据预测，进入中级和高级阶段不会需要很长的时间，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成就将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拓外循环的辐射范围。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8079.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的653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达      7629.7亿元人民币。可以预料，只要世界不出现大规模战争和其他不可预测的全球性灾害，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开拓将发挥更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普及化的深度推进将使中国高等教育更有能力服务国际化和全球化，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使中国企业和相关社会机构具有更大的投送能力，从而加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的深度合作，扩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影响力。

3. 增进国际社会文化融合。经济活动从来不是单纯地为了经济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循环”战略，一方面是为了畅通国内外经济社会运行，另一方面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增进人民福祉和国际社会文化融合，从而达到美美与共。不论在什么时候，国际循环都能促进国际理解和社会文化融合，在普及化阶段，发达的高等教育能造就更多掌握了国际交流工具和多元化世界文化的高级专门人才，从而增进国际理解和尊重，提高国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国际社会文化创新发展。以国际社会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为基础，发达的高等教育将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循环畅通发展，推动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实现国际社会文化的共享和相互融合发展。由此就可能出现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国际循环始于经济合作与交流，但它并不必然止于利益，相反，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国与国及其民众之间以利益为纽带，可能建立各种形式的文化融合共同体。

4. 助推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转变。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还会带来由相互不理解到逐渐相互理解、承认和包容的结果，这是国际循环牢固和持久之根本。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交流、承认或包容，不可能有稳定持久的国际循环，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各自散伙。文化和价值观的包容与接纳，能使利益共同体转变成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循环的最高目的，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开发，便是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有机融合体。要实现从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转变，一方面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准确把握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有机联系，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国际合作和交流优势，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供应链生态，建构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经济文化环境中，培养大学生放眼世界的眼界和胸怀，让他们了解和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接纳和包容他国、他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具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能力，勇于担负为人类命运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中高级阶段发展，不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将在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双循环中，增进与世界各国社会文化的交流互动，促进多元社会文化的融合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